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李观鼎就是我的诗友。那时的诗和现在的不大相同，不是诉诸个人，而是诉诸群众的。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写好了诗拿到广场上，到集会上去朗诵。观鼎那时，意气风发，不但着迷于写诗，而且热衷于朗诵。不单是在通常的朗诵会上，而且是在劳动的工地上，在走向田野的征途中。那时的诗作，真是火热的，但是，今天看来，留在文字上的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色彩，绝对丧失了记忆中的那种热烈。

　　为什么在那么热烈的现场，那么真诚的梦想，变成文字以后，在经过时间汰洗以后，竟变得那么单薄，那么苍白？浪漫的真情并不虚假，为什么那样难以留在纸上化为永恒？那么鲜活的心灵的震荡，为什么还不及一砖一石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间包含着艺术的奥秘，可能要留待不同流派的文学理论家们长期的争辩。

　　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经历了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后，观鼎的诗风变了。主要的表现是，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热衷于情感的宣泄了。

　　他像同时代的诸多诗人那样变得冷峻起来了，不但不那么乐于袒露自己太容易激动的情怀，相反，他显然是追求着，尽可能地收敛着，掩藏自己的情感。这也难怪，sentimentalism，本有一个不难听的译法，叫作“多愁善感”，现在却译成了“滥情主义”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观鼎变得内向了。内向，一方面意味着感情的节制，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思想的丰富。不管是在旅游途中流连风物，还是对着夜晚的灯火凝视自审，他的感情是谨慎地收敛着，然而他的思绪却紧张地翻腾着。他的纷纭的思绪迅速地凝聚起来，变成深刻的人生体悟。哪怕是对着自己的躯体，他的思想也没有闲着。比如对于自己的手，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伸出来/便是/自己的/形象/有长有短/有曲有直”。他的追求似乎是：即使是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现象，他也要从中抽绎出不平常的思想，甚至是哲理来。这几乎已成了他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看看他的组诗的标题吧：《沉思》《自语》《风物》《价值》……就可以想象，他的思想如何不停地运转，似乎是每一种感觉都足以推动他的思绪深化、凝聚，他老是处于某种自言自语，不由自主地提炼升华思绪的状态。有时，他的思考是针对现实的，其中充满了对于城市生活的针砭，如：在《性器官》这样的标题下，有这样的诗句：“灵魂贫困到极点时/也就不再在乎/出租或出卖……”如此尖锐的剑拔弩张式的讽刺，在现代诗人中是很少见的。有时则不是这样辛辣，而是广泛地面向生活，如《门》：“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不容易……”上升成为生活的格言，容易失之紧张，只有在紧张中现出从容，才是上品。到了这种境界，就写出了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如《影子》：“说什么形影不离/黑暗刚刚逼近/它就躲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几乎时时处在一种提炼的过程中，好像总是在苦吟。我不禁担心，不管面对什么对象都这样，不是太累了吗？但是，从他的语言和文字来看，他的思想结晶得很快，他的文字也没有留下刻意的痕迹，他几乎是左右逢源，轻松愉快地让他的思想变成人生的哲理和格言。

　　当然，这种升华的方法，对于他来说，比较自在，但是思绪来得太快，就很难保证每一行诗都有充分的深度；这就产生了一些过分的轻快，轻快得有点轻浅的作品。当然这也并不全是归咎于他的轻快，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太过耽溺于哲理。而在他的一些比较长的作品中，他的感觉和理性之间有时取得了某种平衡。比如《落叶礼赞》，感觉比较丰富了，理性也就有了依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制约，从诗的可感、可亲来说，比之前面所说的小诗似乎更加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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