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博弈。如何降低外来风险，达成最理想目标，很多家族都订立了一些柔性的博弈规则和技巧。

　　传统人道五伦中最早、最重要的伦理不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是夫妻。

　　《周易·序卦》解释了天道-人道-人伦之间的嬗递关系：天地万物生，然后有男女；男女婚配后才有父子君臣。所以司马迁后来强调说：夫妻之道，是最重要的人伦。

　　虽然属于重要的人伦，但与父子、兄弟人伦的“天合”不同，夫妻人伦属于“人合”。天合人伦除了极端情形外（如谋逆、忤逆），人伦链条一般不可能断裂；但作为人合的夫妻，却可能因为“恩断义绝”而发生断链。

　　更重要的是，夫妻关系所牵涉的不仅是男女两人之间的情感和利益，还广泛影响到两个家族的未来与命运。所以周朝大夫富辰认为：婚姻既可以带来幸福，也可以开启祸端。

　　上述认知决定了古人对婚姻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何种文本的家法，都要求儿孙“谨婚姻”，最大程度减轻婚姻带来的外部风险。

　　所谓“谨”，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行为选择。第一，门当户对。按照传统婚姻观念，夫妻匹配，不仅仅要求年龄、相貌、生辰之类的大致相符，更强调男女家族之间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的大致相当，此即所谓“门当户对”。

　　按照现代自由婚姻标准，门当户对确实有违自由、自主，但在古代，婚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两情相悦和自由组合，而是一个关涉两大家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子孙教育的系统性工程。历代父祖辈深知：婚姻靠的是理解、信任、宽容、忍耐。除了这些好人品，夫妻要和谐，还得考虑感情基础、兴趣爱好、才情学识、经济基础等综合条件，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夫妻之间就难以匹配，两大家族也难以和谐。

　　由是而论，古人强调门当户对，并非是基于纯功利考量，而是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对等换取婚姻的和谐稳定，这是道，也是义。

　　汪辉祖人情练达，世情洞达，他教育子弟说：富贵人家互为婚姻，这是人情。两家地位相当，自然往来不断。要是一家暴富，一家仅能小康，两人就可能斗气竞争，两家也就会势同水火。第二，家风纯正。明代郑瑄生于书香之家，长于多乱之秋，为官清正廉明。他坚决反对儿孙和富家缔结婚姻。为什么呢？富家女因为财力雄厚，心气高，志向低，脾气大，如果缺乏家教，必然骄奢淫逸，事事争强好胜、处处不甘人后。有了这种底气和脾气，心志紊乱，对内逞强，不尊公婆，不敬丈夫；对外斗胜，攀比炫耀，意气用事。长此以往，最严重的后果就出现了：家庭不和，丈夫丧志，家财散尽，家道败落势在必然。如果还娇宠子女，祸害更大。

　　曾国藩布衣起家，名高天下。在子女婚姻问题上，屡次严诫与官宦人家通婚联姻，说起来是怕子弟沾染奢惰恶习，但更怕的是这类官宦子弟进了家门，作威作福，乱家规，败家风。他的大儿子曾纪泽男大当婚，有钱有势的常家向曾家提婚时，曾国藩发现常家子弟经常仗势欺人，家风不正，家声不好，女儿必然会受父兄行为的影响，建议委婉推辞。第三，性情温良。司马光早就说过：儿媳妇怎么样，决定着一家的盛衰。民间俗谚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是民间的一种臆想和夸大。究其实，皇帝的女儿从来都特别愁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主的脾性。公主到家，什么家法、家教，统统让路。比如唐中宗女儿宜城公主的驸马叫裴巽。裴驸马可能觉得在公主面前放不开，就在外边养了个女孩，要过平民生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后来公主知道了这事，闹得鸡飞狗跳。公主倒是任性了。但养女如此，他爹唐中宗丢尽了脸，直接将公主贬为县主；把驸马降了官。

　　纵观上述三种行为模式，不难看出，如果三个条件能同时具备，自然是上上之选，但如果确有困难，就会牺牲门第，强调家风和性情。

　　换言之，传统婚姻所谓门当户对绝不是要求门户声望、经济条件的绝对对等。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博弈。如何降低外来风险，达成最理想目标，很多家族都订立了一些柔性的博弈规则和技巧。比如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为避免缔姻风险，在家训中提出了“优选”和“差选”两个法则：嫁女儿要优选，嫁给强过自己的人户，女儿到婆家，必然恭敬有礼不张狂；娶媳妇就差选，选弱过自家的人户。媳妇到家，才能恪守妇道，善待公婆，不会仗着娘家的威势财富飞扬跋扈。

　　汪辉祖对胡瑗的应对策略和应世智慧大加赞赏，毫不犹豫地将“优选”和“差选”的缔姻法则写进家法，要求子孙世守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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