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玉

　　学者的道德使命，应该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学者应该是民众的道德表率，这样学者才能教化民众和影响社会；二是学者有责任规范社会道德，使社会能沿着善的轨道向前发展。

　　学者乃求学研学之人，何来道德使命？其实这个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古代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是古代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里的“立德”就是学者的道德使命。所谓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也就是规范人伦道德，自己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宋代张载曾将士大夫的使命概括为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即为天下建立一种价值引导，这在本质上也是“立德”。可见，学者除了“立言”，即著书立说之外，还有立德的使命。

　　学者的道德使命，应该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学者应该是民众的道德表率，这样学者才能教化民众和影响社会；二是学者有责任规范社会道德，使社会能沿着善的轨道向前发展。

　　学者是否应该作为道德的表率，对社会进行道德上的引导？这种引导是什么样的性质？以什么方式进行引导？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西方传统认为，学者的唯一使命是追求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但是到了后期，也出现了以批判现政、褒贬时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像费希特这样非常重视学者道德使命的近代哲学家和阐述知识分子道义责任的现代学者萨义德等等。

　　首先，具备良好的道德，这是从事学术的最基本前提。中国历史上不乏道德高尚的学者，甚至有的学者在种种艰难困苦之中凭着高尚的道德追求成就了自己的学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欧阳修的“内正其身，外正其容”，王阳明的“谦虚其心，宏大其量”，都是其高尚道德的真实写照。西方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树立高尚的道德，是学者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学者的要求。

　　其次，学者不仅在道德上要做人民的表率，更有对社会道德进行引导的责任。《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即新民，就是革故鼎新，革除旧的国民性，培养新的国民品质。梁启超十分注重新民问题，著有十余万言的《新民说》，并创办《新民丛刊》，就是想通过学术教育民众，影响民众。从这一点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费希特）。学者郑也夫认为：“大众可以帮助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以从大众中吸取营养、力量。但从主流上看，是知识分子教育大众，而不是相反。”因此学者对社会进行道德上的引导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种引导并不是简单要求学者作为民众的道德楷模，而是以自己的真理性的知识、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民众进行一种善的引导，也就是规范人伦道德，建立或重建社会价值系统。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对人伦规范或价值系统的建立提出过不同的主张，当今我们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新时期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引导。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道德引导有时也会出现曲折和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向着善的方向发展。因此，进行道德引导，为社会重建价值系统，是每一个时代学者的历史责任所在。

　　学者为什么能够承担对社会的道德引导呢？因为学者是社会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创造知识，探求真理，研究社会，而这本身就意味着学者比一般民众更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更明白何为善，何为恶。学者如何实现对社会的道德引导呢？这就要求学者具备创造知识、探求真理的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加强人格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民众、改造民众，引导民众朝着符合道德、社会朝着符合理性的方面发展。

　　学者自身的道德情操，与学者对社会道德的引导责任，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学者自身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才能为人师表，才有资格对社会进行道德的引导。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学者”，甚至没有职业道德的“学者”，对民众有很强的道德感召力。如果知识精英都腐化堕落、丧失了道德感召力，我们还能去哪里寻找道德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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