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违建屡禁难绝 疏堵结合期待破题

　　拆违攻坚：一场做减法的基层治理持久战

　　城市的顶楼阳光房、商品房通风井改造变房间、农村的“一户多宅”、私占农田盖房建厂……时至今日，在中国城乡的角落，违建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尽管城市管理者们持续整改，但历史遗留的“存量包袱”和屡禁难绝的新增违建，让拆违成为基层治理痼疾。

　　回顾2019年，从河北到广东，从浙江到贵州，全国多地展开拆违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这场基层治理的持久战中，基层人士疾呼，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参与。

　　持续整改仍“量大面广”

　　多位业内人士提到，违建问题频繁出现且长期存在，本质上是我国基层土地管理能力难以规范引导转型期百姓各类建设需求的产物，尤其是无法合理控制利益密集地带中，部分农户和城市居民逐利建房或违规建房的不合理冲动。

　　在广州，一处在当地著名景区白云山上存在了30多年的历史违建“大钵盂”，在多方的努力下于2019年成为历史，并成功复绿。“大钵盂”所在地街道社区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很难想象，在一片不足500平方米的区域，曾有18栋四五层高的违建，高峰时超过500人居住其间。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治违督导处处长郭敬曦表示，早在20年前，当时的规划部门就下发过拆除通知书，法院去强制执行也没完成。由于未出现较大的安全事故，在没有更好的安置办法下，当地一直没有采取强拆措施。

　　实际上房屋建在半山腰，雨季来临时这里极易出现地质灾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2013年前后，“大钵盂”所在的区域就被确定为地质灾害点。直到2018年一场连绵数日的大雨，才让这里的问题再次进入官方视野。

　　2018年，广东遭遇了台风“山竹”袭击。周边居民形容，台风过境时，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风雨飘摇”。处在地质灾害点上的“大钵盂”，牢固程度远低于周围住宅，风险也更大。

　　为了保障安全，街道花了三天时间将居民安全撤离。然而台风一过，又有很多人回流居住。台风过境让部分居民意识到继续住在“大钵盂”存在一定风险，以此为契机，街道下决心拆掉这颗“定时炸弹”。

　　2019年3月开始，广州针对白云山景区周边开展拆违复绿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协作解决城市拆违的痛点，也为解决“大钵盂”隐患问题带来契机。社区工作人员先是对全部408户居民身份进行一一排查，并进行分流处理。经过12轮沟通谈判，最终在2019年6月，“大钵盂”内的400多户居民全部搬离，并且做到了零投诉。

　　“大钵盂”的拆除成为广州治理违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广州城管部门当年11月就完成了4500万平方米的年拆违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州市内仍有上亿平方米的存量违建，拆违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许多城市。在河北邯郸，近三年来拆除违建1500多万平方米，数十年形成的违建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浙江台州，根据当地2019年初存量违建调查摸底数据，自2013年以来，当地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06亿平方米，尚有存量违建总建筑面积3927万平方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向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违建问题主要体现在小产权房、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小产权房问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则在中西部广大传统农区较为普遍。

　　从直接后果来看，违建问题阻碍了城市空间的优化布局和城市规划的组织实施，道路、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公益项目无法落地。同时，还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违法建筑规划设计层次低，建设施工质量差，特别是一些违法建筑破坏了房屋原有结构、占用着消防通道，不仅存在建筑倒塌的风险，在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时还将严重影响逃生和救援。

　　基层拆违面临多重挑战

　　在许多基层人士看来，已经建成的历史违建，尽管群众意见较大，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多方诉求难以同时满足。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缺少处置的有效抓手的情况下，作为末端处理环节的拆违面临诸多挑战，反映出一些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现象。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地方，“先上车，后补票”式公共设施违建普遍。在河北，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污水处理厂、道路、燃气储气站、垃圾中转站等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违法占地较多。有些项目急于上马，未办理好土地手续，造成“先上车，后补票”。仅在河北省内的一些道路项目上，就不同程度存在有违规占地问题，甚至有道路已通车一两年，占地手续还没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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