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翻拍自宋振镛所著《红色家庭一门三烈》。 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摄

6月18日，新京报小记者为宋振镛老人佩戴红领巾。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今年86岁的宋振镛是革命烈士“小萝卜头”的二哥，多年来，他在全国各地宣讲“小萝卜头”的革命故事6000多场，感动了无数听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新京报小记者尹嘉睿、朝阳区老干部记者团成员郝淑英与新京报记者一同倾听宋振镛讲述弟弟“小萝卜头”的故事。

回忆

“小萝卜头”曾给哥哥姐姐写信

宋振镛的家位于朝阳区的一栋老居民楼里，家中摆设已能看得出年代感，客厅的玻璃书架上摆满了各式书籍，在书架的醒目位置摆放着“烈属光荣”的金色牌匾。

看到来了一位小朋友，宋振镛拉着尹嘉睿坐在沙发上，将身子向小朋友倾斜，微微低头，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小萝卜头’本名宋振中，大家都知道他叫‘小萝卜头’，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小名叫森森。”

1941年，宋振镛的父亲宋绮云被国民党特务诱捕入狱。宋振镛的母亲徐林侠带着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在寻找丈夫的途中不幸被捕入狱。

“那天我们把母亲送到村口，轮流抱着小弟弟森森，送了一程又一程。母亲几次催我们回去，我们却好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似的，舍不得和母亲、森森分离。”回忆起80年前的那一幕，宋振镛依然无法释怀，言语中流露出无尽的思念。宋振镛六兄妹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诀别。

“那次分别后，你和兄弟姐妹有过父母亲和弟弟的消息吗？”朝阳区老干部记者团成员郝淑英问。宋振镛回答：“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们兄妹六人靠吃野菜度日，忍冻挨饿。”

在他的记忆中，再次得到父母和弟弟的消息已是六年后。1947年秋，宋振镛兄妹接到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一封信，这是由父亲手写的一封家信——信很短，写在一张小纸片儿上。之后，二姐很快执笔给父亲写了三大张纸的回信。

“这封不平常的来信，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喜讯啊！我们等了六年，终于盼来了消息，他们都还活着。”时至今日，宋振镛提起这封信仍十分激动，在他看来，这封信在当时激起了兄妹几人生活的勇气。

不久后，宋振镛兄妹接到了父亲的第二封来信，“爸爸说他和妈妈、小弟弟的身体都很好，什么都不缺，还说弟弟已经上学了。”宋振镛对父亲的话信以为真。后来他才知道，和父亲通信的这段时间，正是父母和弟弟在“白公馆”监狱饱受苦难的时刻，“爸爸怕我们难过，没把实情告诉我们。”

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小萝卜头”写的，他的信写在父亲来信的背后，只有4个字：“姐姐，哥哥！”后面的惊叹号很大。

宋振镛说：“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短的信，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封饱含千言万语、意味深长的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一个惊叹号，它道出了多少对亲人的思念。”

1949年，“小萝卜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年仅8岁，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行动

大量资料捐赠烈士陵园和博物馆

宋振镛长期从事军工科研工作，曾参与发展原子能工业、重水提纯U235与核潜艇等关键部件的研制。小说《红岩》出版之后，宋振镛开启了革命故事宣讲之路。

尽管工作繁忙，他仍抽出时间广泛搜集资料。“1979年，我应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邀请，撰写父母及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史料，我也因此有机会和三姐沿着父母的足迹进行走访，并整理出史料20余篇。”宋振镛表示。

多年来，宋振镛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重庆市博物馆提供文物10余件、照片23张、文史资料40余篇。

后来，各单位都越来越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宋振镛除完成科研工作外，还安排时间作报告。他对父母及弟弟“小萝卜头”的事迹做了深入了解，再加上他每次作报告都经过认真准备，因此演讲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宋振镛给青年们上过团课、党课，受聘担任100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和校外辅导员。

1986年，宋振镛还和小说《红岩》中人物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及“白公馆”脱险志士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小萝卜头基金会”，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贵阳、承德，以及“小萝卜头”的家乡立起“小萝卜头”烈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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