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张榆泽

　　这是娱乐工业进程中的群体迷思。

　　高以翔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意外去世，此前大张伟一段吐槽“艺人拼体力录制真人秀”的采访被翻了出来。“（录制时）早上起来5点不到，那早餐还没开呢我们就得起，就跟人跑去，扛着大包过河，水里还有蛇……现在所有所谓红的人，哪个不是靠卖力气挣钱？”他也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观众）为什么爱看这个？”

　　《追我吧》节目组曾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其收视火爆达1.22，占CSM59城市组第一名、周五档全天综艺收视三连冠（注：“CSM59”为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对全国最主要的59个城市进行的收视数据统计）。而在此前，同类型的节目《奔跑吧》《极限挑战》和《两天一夜》等，都有不错的收视率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看吧，那些躲在屏幕后面的观众，似乎总对一出出喧嚣的奇观保持渴望的姿态。

　　在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面前，艺人被期待成为“多面手”，但正如江一燕和翟天临的闹剧一样，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多数艺人的身份也由此面临两种撕裂。

　　一是本身职业特质与观众期待的撕裂。

　　不久前的《奇遇人生》第二季中，演员Angelababy需要陪素人嘉宾老徐骑行，原本行程有5天，可她在第2天便坚持不下去要“打退堂鼓”，之后的3天时间都选择了搭车。节目播完她一边倒的被骂得很惨，说她“不敬业”“插科打诨”者众多。她难道不知道节目播出后，人们会对她持什么看法吗？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个片段时，这种放弃也不全是坏事。

　　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在传播模式上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用艺术手段传递价值观，后者用游戏手段传递价值观。不只是这种高运动强度的户外真人秀，还包括明星在屏幕上旅游、恋爱和带娃，这些都是他们艺术才华以外的部分。

　　在观众眼中，这些互动和流程都像“闯关游戏”，我们乐于看到明星在文艺作品之外的新鲜生活。如果没有高以翔的意外离世，节目按照正常的制作周期在一两个月后播出，所有人看到的将会是一个挑战者成功的故事。可惜没有“如果”，生命戛然而止，节目也暂时停播。一个剧本里写好的感叹号，突然悬停在空中成为一个问号，夹杂着遗憾、悲伤和愤怒地问：“这个行业怎么了？”

　　二是艺人实际地位与观众想象的撕裂。

　　在娱乐工业的巨型游戏中，艺人只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游戏角色，游戏角色哪有什么主动权，他们既不是游戏开发者，又不是真正玩游戏的人。在摁下“开始”按钮之后，他们只是被遥控器操纵的像素人物，为了激发观众的肾上腺素，不得不拼尽全力地奔跑，但也随时面临淘汰。只是，高以翔的这次“淘汰”过于残酷。

　　在娱乐工业十分成熟的韩国，艺人是一个随时能够替换掉的零件。他们从成为练习生接受魔鬼训练，到经过严格筛选成为真正的艺人，再被安排进某一个偶像团体，按照既定的人设去表演。在这个流水线中，即便他们深受粉丝追捧，但谁又能说清他们喜欢的是那个真实的人，还是所投射的自我想象？

　　近年来，大众对于艺人的情绪既激烈又苛刻，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似乎享有了这世上全部的光鲜与名利；而他们同时也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不少人都曾因为网络暴力而关闭评论，甚至退出社交平台。

　　高以翔事件后，一些演员微博转发了“工作不超过12小时”“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等拒绝疲劳工作的倡议，但没过多久大众舆论便反扑，一些网友认为很多演员拿着高薪又不敬业，不应该趁机“吃人血馒头”。事实上，不管是巨额片酬、偷税漏税，还是疲劳工作、意外死亡，不成熟的运作体系正在给演艺行业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损害。

　　在众多批判学者的眼中，工业本身就有原罪，因为它的核心是商业化逻辑，是扩散的、复制的。在这种思考框架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考虑更多的是这种形式是否带来更多的效益，而鲜少考虑人是否能健康快乐。于是我们时常看到有的节目要连续录制几十个小时，要设计出各种不合常理的段落取悦观众。不只是艺人，包括导演、制片人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要抢档期、争时段，奋不顾“身”。

　　整个电视娱乐史的变迁，也几乎都基于商业逻辑。观众喜欢看什么，节目便做什么。从选秀相亲、亲子关系到户外竞技，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狂欢哪一次不是一窝蜂似的。但众所周知，当有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出现时，所有人都在抢，第一个人往往能得到巨大回报，第二个人也还能分得一杯羹，后面的跟风者大多铩羽而归。

　　许多类似的节目从游戏规则的设计到后勤保障，都缺乏对生命足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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