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芽破土，春意渐显。

一脸朝气的旅人，精神抖擞地踏上自己的人生路。遇平路、踩泥泞、逢峭壁、过沙滩…… 迥然不同的路途，旅人脸上却始终挂着轻松畅快。

这是日前由谭维维演唱的蕉下《惊蛰令》中的画面，在昨日的惊蛰节中，破土而出刷屏全网。

在中国人温柔敦厚的24节气中，惊蛰是唯一充满力量感的。《惊蛰令》中的“天下无路不可走”，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感同身受的骄傲与振奋。画面中道路的切换与光影的交错，伴随铿锵有力的歌喉，讲述出属于国人的行路心态与智慧——肩并肩，四方游，天下无路不可走。

这是惊蛰的自信，是国人的自信。事实上，自古以来总有一些人，一生都在用或艰难或豪迈的步伐行进在各种道路上，用洒脱旷达的精神支撑自己做“天下无路不可走”的行者。

写下不朽散文《赤壁赋》，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为伴的苏轼便是如此。苏轼一辈子，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甚至还有人统计出，苏轼一辈子走过的“被贬路”长达3700公里。可如同惊蛰令中的旅人一般，面对形形色色的路，苏轼不仅走完了，还走出了自己的滋味，其所体现的洒脱颇具当下轻量化户外行者的乐趣。所以，苏轼究竟是怎么走的呢？

顺路上的转身，掉头再走

春雷一响，万虫萌动，冲出巢穴，故名惊蛰。

青年时期的苏轼，身上自带这股“闯劲儿”。嘉祐二年（1057），凭借出色的策论，苏轼在科举考试中摘下榜眼。嘉祐六年（1061），苏轼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从大理评事一路坐到了翰林学士的位子。

然而，随着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大幕的拉开，苏轼的顺路从此起了转折。强硬和激烈的改革手段在当时引发众多文人的反对与抵制，同样认识到朝廷积弊的苏轼，也觉得王安石贸然改变朝廷法度的做法不妥。他多次上书公开批评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有时过了火还会连带着讽刺皇帝几句。

很快，苏轼便遭到来自王安石同党的激烈反击，尽管最终并未获罪，官场的黑暗、党派的争斗像骤雨般把苏轼浇了个透。他上书皇帝请求调离京城，赴外为官。神宗应允，放其远赴杭州任通判。

选择对苏轼来说并不轻松，对手们笑话他落荒而逃，苏轼也给了对手“回击”，告诉他们，转身只是无路时的选择，却绝非停止行路的示弱。

熙宁七年（1074），苏轼赴密州为官。当时密州民不聊生，蝗灾频发，地方官吏不顾百姓死活，故意隐瞒灾情。苏轼到任后一面奏书朝廷实情，一面组织灾民自救，开库放粮，拯救数千民众于水火。

次年八月，苏轼派人重修城北旧台，将其命名为“超然台”。超然，是苏轼彼时的心境。他没有被不公的命运打垮，前路不顺时，掉个头，转个身，仍有斜风细雨中一览世间好风景的洒脱。

于是便有了暮春时节的某一天，当春柳在春风中轻轻摆荡时，苏轼漫步至超然台，登临远眺，只见护城河里半满的春水微微闪动，城内的春花竞相开放，远处家家瓦房均在烟雨之中。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行走户外，旖旎风光逐渐融化了心头的坚冰，更将远离京城的俗世生活向苏轼娓娓道来。

调离密州前，苏轼深情赠予下任知州一首诗：“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赢。”叮嘱对方心怀民众，为苍生解除苦难。密州百姓的一声声“苏公”，自发修起的祠堂都证明了，面对顺路前的悬崖峭壁，苏轼用一场转身，把路重新走活了。

坎路中自适，踩着泥走

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谢上表》又谈起了变法的弊端，有心人的弹劾接踵而至，最终归纳诸多罪状，后世称此为“乌台诗案”。最终迎接苏轼的是冰冷的牢狱之灾和严刑拷问，以及最终去黄州做团练副使的贬斥。

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后，苏轼重见天日。虽是遭人设计、再度被贬，劫后余生却让他欣喜感恩，完全将个人恩怨得失、党派斗争输赢扔到九霄云外，笑谈一句：“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只是这场风雨终究还是大了些，将苏轼前行的路途，浇出了一滩滩泥泞。在黄州，微薄的俸禄让苏轼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只是他早已明白，与其困锁围城自寻烦恼，不如大步向前。泥路在前又怎样，踩着泥巴走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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