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犁

　　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基层各类矛盾和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进入互联网时代，“枫桥经验”也在继承和发扬中历久弥新，在互联网治理特别是数字经济治理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数字经济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和新问题。面向长远和未来，需要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

　　数字经济需要共治，共治需要政府的监管、行业的自律、企业的自治，以及消费者的参与。其中，企业自治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企业自治不仅对企业自身非常必要，对于消费者权益以及政府监管职能而言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做好自治工作，企业在面对新的机遇时，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发展壮大的企业，需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开展大量的工作。自治是民事手段，平台规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格式化合同。不同的是，过去的格式化合同只是面对消费者，现在平台内的格式化合同面对的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如何发挥好“枫桥经验”，决定了今后企业能走多远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有些问题单靠企业自治是无法解决的，所以除了企业自治之外，还需要政府监管，只有将这两种方式有机结合，才能有利于互联网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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