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30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徐悲鸿先生是长子，9岁从父学画，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18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18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7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同乡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的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6点多钟，我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线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养育我18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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